2018-03-09 加拿大瞭望
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文化,从地理方面观察,语言的语音、词汇都反映环境的特点,具有生态性、区域性、传播性三大地理特性。
语言内容是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生成的,有原生态的词汇,也有文化交流传播的词汇。
在语言中,区域文化含量很大,语音与词汇反映区域文化特点,某人一张口,我们就知道他的地域背景,他的故乡(母文化区)在哪里,是老派人还是新潮人,文化水平如何,等等。
有一个北京人,节日时上了天安门,兴奋地说:“我上城楼子了!”这是老北京人的说法,不是老北京,不会把天安门叫“城楼子”。
世界上不同的语言有几千种,各种语言都有一定的地理区域范围。在世界各种语言中,中国汉语的生态区域最大,因为区域大,汉语区内又分成不同的方言区。方言的丰富性,谁也比不上汉语。
中国汉语方言的分布大概有7大方言区:
官话(北方)方言、客家方言、湘方言、赣方言、吴方言、粤方言、闽方言。这是讲汉语方言地理的时候最常说的几个区。如果稍微细化一点儿,不止这7个区,每一个大区还可以分亚区,数量远远多于7个。
其他6大汉语方言多数集中在中国的东南部。这种分布有自然地理基础,东南多山,人的流动性本来就小,再加上一些人文历史原因,造成那里比较细密的方言分布状况。
关于方言的存在,不是个晚近的事情。中国历史这么悠久,而且很早就形成了大地域的国土,所以方言差异的问题很早就出现了。
中国古人认为,语言乱,是文化不发达的特征。边陲属于化外之地,也就是野蛮之地,别说是没有诗书礼仪,讲的话也与鸟兽的声音没有太大差别,东汉大学者郑玄说夷狄人通鸟兽之语。当然,这些看法都是很不对的。
在中国历史上,汉语的扩展属于一种文化传播现象。而移民是文化传播最痛快的形式,是地域间文化传播效率最高的形式,它不需要一个慢慢学习的过程。特别是,有的移民是集团式的移民,其文化传播的效率和文化的完整性就更高。
中国汉语方言地理的分布就受到大移民的影响。
在中国历史上,影响华夏方言(本来在黄河流域)向南传播的,有三次大移民,即公元4世纪的“永嘉之乱”、8世纪的“安史之乱”、12世纪的“靖康之难”。
当时的社会背景不是“乱”就是“难”,原因都是社会大动荡。移民使语言的分布向远方扩展,在南方很远的地方也出现了北方方言。当然,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,关于今天的方言格局的形成,还有其他更多的历史原因。
历史上移民的具体过程是复杂的,移民的形式也是多样的。有的移民的落脚地,集中在一块不大的地理区域内,这会造成外来方言的“孤岛”。比如杭州一带,本来是吴语的世界,靖康之难时,开封的皇帝率领王公大臣一窝蜂涌进杭州城,改变了杭州城里的口音。
我们现在去杭州,会感到城里的人讲话与周围远郊区人的口音有些不同。城里语言有更多的北方因素,这是当年移民文化的遗产。
广东、福建、江西接界地带的客家人,原来也不是当地人,是“客人”,也是北方人以集团的形式移民到了这里。他们长期驻扎,自成群体,不和当地人混合,渐渐形成那个地方独立的文化群体,他们的讲话与周围人不一样,一直保留有中原古音。
有学者甚至认为他们的某些房屋形式,与当初北方战乱时代出现的坞壁有些关系,所以像封闭的城堡。如果真是这样,这个历史渊源就更早了,一下子到了曹操、刘备的时代。
在方言、口音问题上,人不是全然被动的,也会选择。所谓文化认同,包含两个概念,一个是归属,一个是选择。归属,是水土带给你的,逃不掉。但你是大活人,你可以选择。
怎样选择?当然是按照价值观来选择。在主动选择的时候,有时候要告别你的归属,要掩饰你的归属。在方言口音方面,从不同地方来的人在心中肯定有个自我评估,评估家乡口音的地位。
有些地方来的人要尽量掩饰自己的口音,有些地方来的人要尽量展现自己的口音,这里面有语言文化价值观。
在崇尚革命的年代,老革命,越老的革命者,就越讲四川话、江西话、湖南话,那种方言令人敬重,很多大首长都是那样讲话,首长越大,方言越重。讲普通话反而没有意思。
举个例子,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(湖南口音),在天安门上用方言一念,很有气势,非常首长。如果用普通话念,就是广播员。
方言的地位与时代价值观挂钩,方言成为一种符号,一种价值的符号,给人不同的文化感受。香港电影里,土气的角色一出场,一定是讲北方话,这是香港电影的符号特点。
内地人都记得,改革大潮一来,价值变化,广东话来了,然后台湾话来了。
现在,有一种超越区域文化的东西,叫大众文化,流行文化,内涵非常宽泛,侵入大部分的空间,占领了大部分景观。
流行文化与语音也有对应。在流行文化里面出现了一种口音,很时髦,比如前面说过的明星口音。这类口音是媒体口音,已经没有地方区域的定位。现代化造成很多区域性、地方性的丧失(placelessness),包括口音。
一般说来,方言的培育需要有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,但有些方言的形成是融合而成。可以说有两条路径。
据学者研究,在中国的中古时代,契丹人进入北京地区,一方面,契丹人学习汉语,但另一方面,又导致汉语口语里融入契丹发音。后来的清朝,满族人进入北京,也有这个特点。北京话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。
从地理上看,有方言接触带、接触区,在那里,不同方言的竞争,产生权威土语现象。
最后提示一点,方言文化是纯粹的非物质文化,它甚至不可能有物质符号。像饮食、服饰、房屋都可以有物质符号,放一碗豆汁儿,代表北京饮食文化;扎一个白羊肚头巾,是陕北服饰文化;做一个帐篷的模型,是草原文化;画一个脸谱,代表中国戏曲文化。
但是,能给方言一个物质形状吗?能做出一个小东西代表上海话,再另做出一个小东西代表广东话吗?做不出来。有很多精神文化,无法给它们物质外形。这类文化必须依托在活人身上,死人都不行。
摘自唐晓峰《给孩子的历史地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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