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1914年—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飞机、坦克、毒气、马克沁机枪等新式武器第一次得到使用,并表现出惊人的杀伤力,这些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以后人类的战争方式。
但当时大多数人还意识不到这一点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这些“大杀器”并没有发挥出它们的最大作战效能。比如:坦克一直被当作步兵进攻的支援武器,飞机仅仅主要用于巡逻和轰炸。但它们的出现客观上却促使军事思想得到飞跃发展。
一战爆发后的几年时间里,意大利人杜黑和美国人米切尔提出了“制空权”理论,英国人富勒提出了“坦克战”理论,法国青年军官戴高乐则在前人基础上首次提出了“机械化战争论”。
亲身经历了一战洗礼并担任法国圣西尔军校教员的戴高乐(后来的法国总统),通过对战争史的潜心研究和自己在一战中的切身体验,得出一条极具前瞻性的结论。那就是在未来战争中,坦克、飞机等技术兵器将发挥重大作用,法军应在空军紧密配合下,使用步兵和坦克联合作战。
戴高乐极力反对建立马其诺防线,认为“马其诺防线战略意味着外交和军事上的保守主义”。他在自己的专著《建立职业军队》一书中,开篇就描绘了法国的地形,明确指出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是明显的薄弱环节,法国的心脏巴黎周围的平原开阔平坦、无险可守。在这种情况下,法国唯一靠谱的防守措施不是构筑要塞,而是建立一支由10万人组成、分编成6个机动装甲师的精悍职业机械化军队。同时指出,法军在指挥方面必须发展无线电通信,以适应未来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。
当时法国最高统帅部的贝当、魏刚等高级将领思想退化保守、缺乏远见和勇气,不但对戴高乐的思想主张充耳不闻,还公开进行压制打击。战争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戴高乐的远见卓识。
1940年5月,德军把近40万英法联军围逼在敦刻尔克,于是近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就此展开。尽管戴高乐敏锐观察到了未来机械化的战争样式,并提出了正确的战争指导方针。但他的思想和主张一直未能获得重视采纳,这不能说不是造成敦刻尔克大撤退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思想是行动的先导,行动反映着思想。二战初期出现敦刻尔克40万人大撤退这样的行动,背后直接反映出各交战国军事思想理论的不同。
如果法国军队及早重视运用先进军事思想理论,就不大可能出现在战争中钻进德军的口袋、一溃千里的情况,像敦刻尔克大撤退这样“壮观”却不堪的场面就完全可以避免。毫不夸张地说,军事思想理论书写着战争史乃至改变着世界。
就在同一时期,另一个人也持有与戴高乐相似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理念,但他的处境却与戴高乐的“囧”境完全不同。这个人正是“闪击战”的发明者,后来被人们誉为“装甲兵之父”的德军将领古德里安。而恰恰是古德里安,率领德军装甲集群把英法联军赶到了敦刻尔克。
作为在军事上有创见的革新者,古德里安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研究装甲作战,时间上比戴高乐稍微晚一点。他吸收了英国人把装甲车当作步兵支援武器的研究成果,提出了集中使用装甲车的设想。
古德里安认为:在各兵种编成中,装甲车应占主要地位,其他兵种应视装甲兵的需要而居于辅助地位,坚信“装甲兵的未来发展方向,必定是使它们成为一种在战略上具有决定作用的武器,所以,它们的组织应以装甲师为单位,进而组织装甲军”。
在古德里安的主张下,德军正式组建装甲兵,并按照他的设想定型生产了大量新型坦克。到1936年,德军已组建近10个装甲兵师、轻型装甲兵师和摩托化步兵师,拥有了一支崭新强大的装甲部队,远远超过同期单位英法两国。随后,他通过实兵演习和实战检验,确立了“闪击战”的作战思想,强调装甲车必须集中使用,在狭窄的正面上实施突破,再向纵深扩大战果。而且,在作战行动中,装甲车需要和飞机密切配合,并成为一种惯例。这与戴高乐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理念简直如出一辙。
古德里安组建的装甲部队和作战理论很快得到希特勒的赞赏。在参观过古德里安亲自指导的实兵演习后,希特勒满意地说;“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东西,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东西”。从此,古德里安得到重用。二战初期,正是因为古德里安率领的装甲部队充当德国陆军的急先锋,并以闪击战术神速而坚决地打击占领了波兰、挪威、丹麦、荷兰、比利时、卢森堡等国,最终迫使40万英法联军退缩到敦刻尔克进行跨洋大撤退。
戴高乐、古德里安的军事思想相近,但却是一个被保守势力压制,一个得到了很好的发挥运用,二者共同作用造就了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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