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同盟会到执政党
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当从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开始,到今天已近百年。
国民党成立的宗旨,是成为一个领导中国革命的先进政党。然而如何革命呢?孙中山最初手中并没有什么法宝,主要是利用私会党的力量进行单纯的军事冒险。孙中山在创立同盟会之前,曾于1894年在夏威夷组织了类似会党性质的兴中会,兴中会在发动武装斗争之前,注册会员只有100多人,并且接近半数是孙中山的同乡。会内财产少得可怜,与日后国民党庞大的党产不可同日而语。
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将若干革命团体联合起来,成立了中国同盟会。同盟会仍是一个普通会党的名称,这个选择反映出孙中山对会党的偏爱,同盟会甚至还沿用了三合会的暗号。
孙中山屡败屡战的血泪奋斗终于感动了“上帝”──中国民众。经武昌首义,庞大的清帝国像纸糊的房子一样颓然坍塌。1912年8月25日,同盟会宣布与国民共进会、国民公党、统一共和党、共和实进党等小党联合,组成国民党,一时间声势大振,成为中国政坛第一大党。
1913年11月,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后,下令解散国民党。1914年,孙中山召集国民党内激进力量成立中华革命党,树起反袁旗帜。1919年,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。1927年北伐成功,南京政府建立后,中国国民党正式开始了它执政的历史。
国民党执政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孙中山1905年在《民报》发刊词中所阐述的“民族、民权、民生”三民主义。1924年1月,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三民主义为党的主义。同年6月孙中山对黄埔军校发布训词:“三民主义,吾党所宗,以建民国,以进大同,咨尔多士,为民前锋,夙夜匪懈,主义是从,矢勤矢勇,必信必忠,一心一德,贯彻始终。”这一训词于1928年被定为国民党党歌,1937年更被确定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国歌,至今在台湾犹然,只不过民进党“总统”还认不认国民党的党歌为“国歌”,还是一个问题。党国不分,终究会出一些麻烦。
弊政恶化
国民党是一个满口“革命”、满口“国家”的政党。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清楚地指出:“革命之目的,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;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,得从事于改造中国。”
历史给了国民党机会来改造中国,国民党和它的主要领袖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以及抗战期间的威望,也数度达到顶峰。不过,这个党有一个不好的习惯,那就是视天下为党产,心胸狭窄,一味地排斥异己。
一位外国学者发现,在国民党的特殊字典上,革命有一种确定的含义:谁反对在国民党内占优势地位集团的政策,他就是反革命。(易劳逸:《流产的革命:1927~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》)
国民党和蒋介石遭到批评和反抗,可以说是咎由自取。国民党政权以党治国,却不曾成功地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,官场腐败而低效率,普通民众的愿望难以获得伸张。作为“革命力量”核心的国民党,是一个庞大、松散、良莠不齐的团体。一些腐败分子只要积极反共和忠于领袖,就成了“好同志”,成为党的主流成员。
当时一位外国观察家批评说,奢侈与豪华似乎是国民党官员特有的生活方式,他们住在南京的漂亮住宅里,用轿车接送子女上学,银行里的存款绝大部分属于官吏们及其亲属。
不少生活优裕的官僚嫌南京的娱乐生活死气沉沉,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适生活。贪污成了南京政府最显著的特征。有人甚至说,共产党的力量就来源于农民对政府腐败和弊政的痛恨。
尽管蒋介石经常激动地呼吁要惩治和根除腐败,但他最后沮丧地总结说:革命尚未成功。腐败的官员得不到应有的监督和惩治,只有等到蒋介石大发雷霆指名要枪毙谁时,一些贪官污吏才被迅速枪毙。
国民党内一批对内忧外患深表不满的少壮官员于1932年成立“中华复兴社”(蓝衣社)。事情起因于国民党元老何应钦的秘书、30岁的国民党党员刘健群写了一份长达87页的报告,直言国民党的“失败”和被群众所痛恨,要求改革国民党。
1932年蓝衣社秘密成立,吸纳了刘健群报告的一些内容,倡议真心参加革命的同志团结起来,以复兴国家为最高目标,通过法西斯主义来建立国家的凝聚力,建立强有力的政府,牺牲个人利益,限制个人财产,以冷血的态度铲除党内腐败。然而这个秘密组织主张无条件服从唯一的、具有无穷魅力的强力领袖,因而一开始就成为蒋介石手中的政治工具。
尽管国民党政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失政和败坏现象,蒋介石却得到了“痛恨腐败、能容异己、关心人民、行动果断”的赞誉。1936年,国难当头,蒋介石的个人声望进一步上升。
不难看出,这种现象的出现得益于以下因素:一、一些有案可查的“政绩”;二、中国人历来需要伟大人物来作为忠诚的焦点;三、战乱时期对强人政治家的崇拜;四、国民党宣传机器的操作和某些党外人士的无原则吹捧。
不过到了抗战结束后的那几年,共御外敌的特殊局面消失,大家还得回到民权与民生问题上来,而这时国民党积累的弊政进一步恶化,失去监督的私心私欲又一次次导致政治、经济和军事运作的失当。
蒋介石此时虽然贵为“总统”,他和国民党的民意基础却濒于崩溃,甚至在他的黄埔系将领中,也有一些人因失意和生活潦倒而发出了这样的牢骚:
“此路走不通,去投毛泽东;
此处无人要,延安去报到。”
这个政权最终在1949年彻底崩溃,败退台湾。
曾多次发生分裂
如同今日国民党在台湾既失败又分裂一样,国民党在大陆时期也多次发生过分裂,国民党的分裂和失败一样值得探究。
国民党从同盟会时期起,就始终是一个缺乏党内民主而又派系林立的政党,而派系间的分歧常常演化成激烈的政争甚至军事冲突。国民党执政后,由于成为党内的主流派就意味着取得国家的控制权,派系斗争一度空前激烈,不惜生灵涂炭,而输了不过是下野、出国考察、回老家称病而已。
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分裂,主要原因是政治权力的分配纠纷,与蒋介石具有同等资历和相近威望的国民党重要成员,窥视最高党政职务,揪住当政者的过失不放,或另组“改革力量”,或依附地方军事强人,向当权者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挑战。
蒋介石的三次下野(1927年8月、1931年12月、1949年1月)都暴露出国民党权力斗争的难以调和。而对失败者不取其性命,给予退路,是国民党党内斗争大体遵守的游戏规则,这主要是党内权力制衡的结果,必要时双方还可互相利用,共享权力。
全球最富有的政党
国民党的百年沉浮有一半时间是在台湾。
台湾光复后,“国军”登陆台湾,不久就让台湾人开了眼界。在“台湾行政长官公署”的集权统治下,外省国民党人垄断权位,苟且徇私,外行领导内行,结果台湾民生比战前还不如,社会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,台人忍无可忍,终于在1947年爆发了“二二八起义”。“国军”残酷镇压,台人死伤惨重。这道伤口,长期不能愈合。
国民党政权浮海逃台后,以改革和卧薪尝胆自励。1950年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通过了《中国国民党改造案》,改革党务,改革财政,改革土地制度。这些举动曾让自由派知识分子看到了“复兴”的希望。
1956年,《自由中国》杂志出版向蒋介石祝寿的《祝寿专号》,刊登胡适、雷震、蒋百川等人的文章,对蒋介石提出三点希望:一、效法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,不当终身总统;二、实行责任内阁制,总统则为虚位国家元首;三、实行军队国家化。
早在1954年,胡适就建议蒋介石效法土耳其国父凯末尔,将国民党分成两个党,互相竞争,而蒋介石则超然于党外,以个人的威望扶持政府的威望。1958年,《自由中国》还发表《反对党问题》的社论,呼吁知识分子起来组党。胡适说:“国民党把大陆丢掉了,今日总该有点进步吧?”雷震却将信将疑:“恐怕党未组成,人已经在牢里了。”
后来雷震先生果然就在牢里了。
1969年,蒋经国出任“行政院副院长”,协助其父再度兴起铲除积弊之风。
同年,蒋介石在对国民党党政要员讲话时指出:“当前本党最严重的问题,就是处处显示出一种衰老滞钝的现象。”他还痛陈现实说:“现在一般政风,特别是中下级机关和人员的风气仍不免为一般人民所诟病。比如地方财税、地政、户籍、司法、警察人员,法己自爱者固多,而徇情示惠、擅作威福者亦所在仍有。他们这些最接近民众的公务人员,不但不能便民,而且还要去劳民、搅民,言之实觉痛心。”
蒋经国无疑想作为一位开明的统治者名留史册,开放党禁,发展经济,可以说是鞠躬尽瘁。然而天不假年,国民党领袖的位置,于1988年传给了在台湾出生的李登辉。
在蒋经国去世后,国民党党内的本省派和外省派的权力斗争激烈起来,后来更进一步出现了党内的独统之争和新党、宋楚瑜的出走。这些已是近几年的事了。
国民党在台“业绩”除了经济腾飞、多党制和“总统”直选,便只剩下“党营企业”的辉煌了。
国民党“革”了近百年的“命”,以民生为“革命”要旨之一,可是到头来自己却成了台湾最大的财团。今年年初台湾财讯月刊出版了《拍卖国民党──党产大清算》一书,指目前国民党主控的企业高达66家,转投资300多家,总资产逾新台币6000亿元,堪称全球最富有的政党。
国民党直接涉足商业,巧取豪夺,性喜金钱,必然会走到用金钱来玩政治、用政治来搞金钱的地步。收买选票、收受政治献金、与企业或黑道做权钱交易,“党库通国库”已是公开的秘密,并且为国际社会所诟病。而在党内,李登辉排斥异己的一言堂作风,也使得精英流失,民众侧目。
此次台湾领导人选举,两岸关系是最主要的现实课题,但不是唯一的现实课题。民主进步党正是死死揪住国民党的黑金政治不放,以“清流共治”争取民心;而人民对国民党彻底失望,也就甘冒风险让国民党下台一次。在民主进步党的竞选广告中,一位妇女说:“政党轮替好像家里大扫除,沙发不搬开,就不知里面藏了什么脏东西。”
国民党过去自称“革命党”,现在却被人称为“百年老店”。从“革命”到“开店”,金钱越来越多,前途越来越窄,输给民进党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资料来源:中新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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